拨打电话谈文学自然绕不开鲁迅这座大山。趁父亲节即将来临之际，谈谈鲁迅先生的“怎样做父亲”，希望能给予当下的鲁迅研究及现代教育观一些启示。
鲁迅在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开头便说作这一篇文章的本意就是想“改革家庭”，这当然是因为旧社会的家庭关系——尤其是父子关系存在着诸多弊端。这篇杂文作于1919年10月，在他发表了《狂人日记》之后，这可以看成是为“救救孩子”作下的一个注脚。
为什么要救孩子？这是因为青少年始终是鲁迅眼中的净土。鲁迅是个多疑的人，对很多事情都持以质疑的态度，即使在新文化运动进行得最为激烈、大家都沉浸现代民主社会的美好幻想里的时候，鲁迅仍旧毫不留情地给了当头一棒，他从来都不相信“登高一呼，应者云集”，也不相信只要革命了，社会就马上改变了。他是很悲观的，不仅反抗旧社会的吃人现象，也怀疑革命者高扬的人道主义。往后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他思考的深远性。但有一点鲁迅从未怀疑，即青少年是创造新世界、改造旧世界的主要力量。鲁迅黑暗的闸门
《故乡》少年闰土的世界干净透亮，“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”，即使“我”远离故乡多年，回想起来仍旧一片暖意；《孤独者》魏连殳一看到孩子眼睛“即刻发出欢喜的光”，认为“孩子总是好的，他们全是天真”，“大人的坏脾气，在孩子全是没有的”；《狂人日记》中狂人警惕着周遭一切吃人的事物，在“自己未必没有吃过人”的绝望包裹之下，发现只有孩子是没有罪恶的。他们与“成人截然不同”，既不是“成人的预备”，也不是“缩小的成人”。他们天真活泼，有爱美的天性，有丰富的想象力。“孩子是可以敬服的，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，想到地面以下的情形，想到花卉的用处，想到昆虫的言语，他想飞上天空，他想潜入蚁穴”（《且介亭杂文·看图识字》）。鲁迅的所有寄托都在他们身上。
如何让这份力量蓬勃发展？鲁迅从“怎样做父亲”讲起。鲁迅指出，做父亲“一要保存生命，二要延续这生命，三要发展这生命（就是进化）”。他从进化论的角度，放出“父子之间并没有什么恩”等一系列惊天的雷，认为“觉醒的父母，完全应该是义务的，利他的，牺牲的”。为什么需要牺牲？除所谓“爱”之外，还因为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被社会侵蚀，特别是在充满着“旧见解”的旧社会里。封建社会极力倡导的仁义道德，实际上是压抑人性的。人没有独立性，而只是道德和制度的附庸，不能看到祥林嫂是被“压榨”的弱者，就简单地断定鲁四老爷是坏人。鲁迅黑暗的闸门
鲁四老爷他也很无辜，他不过是按照他所在社会的道德标准和习俗做事。他在孩童时期，指不定也是像少年闰土一样洁净的，只不过是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慢慢被定格为如今这副模样，正如后来的闰土被“苦得像个木偶人”，在见到阔别已久的“我”时，尤如死灰地喊出一句“老爷”，阶级地位之差横在他眼前，他怎么可能保持孩童时期的任何活力。孤独者魏连殳悲哀地说“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，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：杀！他还不很能走路……”“我”脱口而出“这是环境教坏的”，虽话落之后即刻后悔，但这却是说中要害的。鲁迅深知封建社会的弊端方方面面，因而才发出了“救救孩子”的呐喊。如何救孩子，这就需要父亲们“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，肩住了黑暗的闸门，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；此后幸福的度日，合理的做人。”
这正是他所倡导的牺牲。鲁迅习惯性在他的小说作品结尾之处来个光明的尾巴，比如“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”（《故乡》），又如“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，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，月光底下”（《孤独者》），再如“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，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，倒觉得很爽快”（《在酒楼上》），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是鲁迅心存希望的表现，但事实上，鲁迅是不存有任何希望的。
上文也提到过，鲁迅是很悲观的，在他眼里，希望永远是虚妄的，他也早已预知侄儿宏儿和闰土之子水生的未来是一片朦胧昏暗。可是他仍旧要做出反抗，即使明知这种反抗的结果是牺牲，即使后面是黑暗 前方是坟，他也还是要“走”下去。“走”是他在一切虚妄中唯一有意义的行动。这在当时乃至今天奴颜媚骨遍地横走、功利主义有如洪水泛滥的社会里，尤为可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