紫砂球磨机

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如何鉴别和赏析紫砂壶。紫砂壶的鉴别，将从理性角度和感性角度两方面来讲解紫砂壶的鉴别和鉴赏要点，两者缺一不可。所谓理性角度，就是研究某些作者的技巧手法、泥色特点、印章规格、技术擅长等细节特征，作为鉴别依据。而感性角度，就是根据作者的制作风格、气韵特点等判断真伪、鉴赏优劣。

首先我们看看如何理性鉴别紫砂壶

理性辨紫砂

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，仿制紫砂壶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回报，足够的时间和精力，那么任何细节特征仿制者都可以通过相应的技术来解决。凡是被认为可以鉴别出真伪的细节特征，仿制者也会知道，然后就会通过完善仿制技术来改进。每当鉴别者将某特征作为鉴别真伪的依据时，仿制者每攻克一个细节特征难题，就会出现一大批的收藏受害者。也因此，在细节技术层面，鉴别和仿制永远是处于一种无休止的战争角力当中。那么从哪些方面理性鉴别紫砂壶呢？

泥料的鉴别

《阳羡砂壶图考》中有记载：“就土质而论，自明迄今，凡数百载，一山土层开发既尽，不得不向他山求之，产土之穴既异，土质自属不同，赏鉴亦随之而别。”可见随着泥料所处的年代不同、出处不同，土质也会不相同。另外根据泥料的加工和烧制特征，成壶后的风化程度、使用痕迹和包浆程度都可以作为鉴别紫砂壶真伪的重要依据。

就拿泥料的炼制特征来说，明代的泥料颗粒较大，目数一般在26～35目之间。清代的泥料颗粒相对细小一些，清早期在35目左右，中期一般在55～60目之间。而现代泥料颗粒普遍在60目或60目以上。

此外，据《阳羡茗壶系·正始》记载：“李茂林，行四，名养心。制小圆式，妍在朴致中，允属名玩。自此以往，壶乃另作瓦囊，闭入陶穴，故前此名壶，不免沾缸坛釉泪。”其中“瓦囊”就是指匣体，由此可见，在明代嘉靖、万历间的李养心之后，紫砂壶已经可以放入匣体中烧制，受到保护，不再与缸坛类接触以至于沾染上釉泪。

然而，仿制者也明白这些特点，如前些年有人将做好的壶，在生坯状态时，用水洗去壶表的泥质，只留下粗砂来凸显效果，然后摹刻上清代名家字画，做旧后再编以来路故事售卖。一时闹得满城风雨。

另外，《阳羡茗壶系》中还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取用配合，各有心法，秘不相授。”对于制壶人来说，虽然好泥难得，但是若加以互相调制，不但能使得紫砂壶的色泽和质感更加丰富，制出像栗色、青灰、梨皮、朱砂紫等颜色。还可以增加紫砂壶坯体的强度，让其造型拥有更多的创作空间。故而对于泥料调制的技术，自古以来都是独家秘方禁止外传的，当然其中也包括对泥料的炼制技术。

但是到了民国二十年后，炼泥技术逐渐开放，先是采用了牛拉、人推石碾粉碎陶土，到1953年方开始用机器加工，1958年采用炼泥机和球磨机等设备，之后才出现了真空炼泥机等。因此，泥料的加工方式不同，表现出的特征也是不一样的。这也可以作为紫砂壶的鉴别依据。

再者，紫砂壶经过长久的泡茶和把玩后，会生成一种古朴的光泽，俗称“包浆”。但是对于老壶来说，包浆美则美矣，却也对紫砂壶坯体的色泽和质地有干扰作用。因此，遇到这种壶时，需要以壶表作为参照，从壶内看起，两相比较来得出鉴别结果。事实上，很多有鉴别经验的人并不会受到包浆的影响，即使包浆作伪并不难，但是在包浆存在的合理性上多会出现问题。而且很多藏友对于尚能够使用的老壶，并不束之高阁，清洗干净后会继续拿来泡茶使用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泡养之后，使原本枯涩的紫砂壶得到复苏，更显美感。不过这种泡养后的老壶，新手较容易误以为是新壶，从而错失良机。事实上老壶就是老壶，其包浆更是时间留下的痕迹，透着古朴的老味。紫砂球磨机

造型的鉴别

对于造型方面的鉴定，难度相对不高，主要是因为相关记载紫砂壶造型出处的文献较多。而这些所记载的部分是可以拿来做对比参照，评估出大致的时间点的。例如“潘壶”。此壶是清代道光年间，两广盐运使潘仕成定制的壶型，一为自用，一为馈赠。由于潘氏的定制壶都在盖延处留篆字“潘”印，故将此类紫砂壶称为“潘壶”。因此“潘壶”这种壶型不会早于道光年间；而对于嘉庆六年方步入政坛的陈曼生来说，其后期所创的壶型，如“井栏壶”“合欢壶”“却月壶”等是不会早于嘉庆年间出现的；再比如道光年间邵大亨的掇球壶，口盖略小，弧形盖较矮，俗称“矮盖掇球”。清末民初的陈寿珍掇球壶，口盖较大，壶颈和壶盖较高，俗称“高盖掇球”。而近代顾景舟老先生的掇球壶，壶盖肥扁，俗称“肥盖掇球”。因此，“矮盖掇球”不会早于道光年间，“高盖掇球”必然是20世纪以后的制品，“肥盖掇球”不会早于顾老的记述，即1936年。

掇球壶 程寿珍制

掇球壶 邵大亨制

除此之外，紫砂壶内的结构也可以作为断代鉴别依据，例如：明清时期大品容量紫砂壶的出水孔有多孔，其他中小品通常为独孔出水；清末民初时小品壶仍旧是独孔，而中品壶开始采用网孔设计；到20世纪70年代，应日本市场要求，又开始出现了球孔，当时也被称作为高尔夫球孔。由此可见，在熟识紫砂壶发展史的基础上，造型鉴别相对较为简单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多数仿制者也通晓此种鉴别方式，因此，由这判断的结果只能作为初步鉴定依据，不能作为最后定论，需要多从其他多角度观察进行辅证才行。

工艺的鉴别

在紫砂壶的制作工艺上，目前主要有用来制作圆壶的拍身筒成型法，用来制作方壶的镶身筒成型法，以及后期出现的，借助石膏模具辅助的挡坯成型法。

可以说，现代的紫砂壶圆器制作方法不是凭空出现的，而是受到了自古以来宜兴的制陶工艺影响。

自宋代起，宜兴的陶缸制作工艺，逐渐演变成“条筑卡把法”，就是把泥条一层层圈筑起来，到了一定的高度后为使其彼此紧密结合、外部光滑，再用工具进行内外拍打，待达到一定硬度后再继续进行圈筑，如此反复三次方制作完成。这种特殊的制作技术可以说对日后的紫砂壶工艺有着深远的影响。如在南京发现的明代司礼太监吴经墓中，就出土过嘉靖早年的紫砂壶，其壶内身筒的中部有明显上下相接的痕迹，正和记载供春制壶手法的《阳羡茗壶系》中相吻合“胎必累按，故腹半尚现节腠”。

直到万历时期的时大彬后，他一改之前的用泥片分段包在圆形的木模、石模上，然后取下上下相接的成型方式，把泥片放置于转盘轱辘上，通过拍打成型。从而造就了今日的舍弃上下相接，采用一手在壶内支撑，另一手用工具拍打以规范成型的制作工艺，即拍身筒成型法。

提梁壶型 周桂珍制

而方壶的镶身筒成型工艺，是指用样板裁切泥片然后镶接而成的方法。说来这应该是源自于瓷器和制锡工艺的启发，像前文所讲述的明代吴经墓，其中就有出土的紫砂壶采用明显的金属工艺手法，先在壶身腹部开出一个洞，然后把壶流的根部塞入进去，最后用柿蒂形的泥片在外围修饰掩盖。而之后的工艺来看，这种装嘴把方式已经改进为用脂泥粘接，并发展为暗接和明接两种表现形式，即粘接部位有过渡和无过渡。

1959年宜兴紫砂厂为了推广选用的优秀造型和统一容量规格，派遣相关人员到无锡的惠山泥人厂学习石膏模具的制作，并且在宜兴紫砂厂内成立模型组，从而推广出了一整套挡坯成型法，也就是现在普遍所说的半手工成型技术，即在泥片外套上石膏模具，用手从内往外按压成型。但是在泥片转折处多呈浑圆弧度，不似拍打成型的褶皱，所以较易鉴别。

由此可见，制作痕迹都会在紫砂壶上有所体现，在制作的过程中手指或工具或多或少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，供我们研究和排查，以作为鉴别的依据之一。像一般的低仿壶，通常从外观和壶型上就可以鉴别真伪，而部分高仿制品就可以通过此种工艺鉴别法，对制作痕迹进行观察来寻得判断信息了。

款识的鉴别

紫砂壶的刻、画、印在吸取了书画和青铜器等传统款识精髓的基础上，结合自身特点发展创造出了更多的款识方式，为鉴别作品的年代、作者、装饰者等信息提供了重要的鉴别依据。款识按照留款位置可分为底款、壁款、盖款、把款等；按照内容可分为诗词款、纪念款、人名款等；而按照字体又可分为楷体、篆体、草体等。

姓名款

紫砂壶的款识最为常见的就是制作者的姓名字号款。比如明清时期的“时大彬”“陈鸣远”“杨彭年”，近现代的“蒋蓉”“顾景舟”，等等。另外，款识一般为2～4个字，如吴云根的“云根”和“邵正来制”“王南林制”“景舟制壶”等。还有在名款前加上籍贯的，因制壶人大多是宜兴人，所以常见的均是以宜兴古称开头的，如“荆溪惠孟臣制”“阳羡陈兰溪制”“荆溪陈伯芳制”等，不过此种款识现代已经较为少见。

时间款

留有时间款在紫砂壶上的相对要少，如“乾隆年制”“庚子桂月茂通”“丁未夏日时大彬制”等。现在时间款较多留于随紫砂壶一起的证书，例如：丙申年冬月某某制。

产地款

产地款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较常见，如壶底钤“中国宜兴”四字方印，盖内钤艺人款识印。

商号商标款

商号款多见于民国年间，比较有名的有“铁画轩制”“金鼎商标”“豫丰”“宜兴汪祥兴陶厂造”等。近现代也有如“宜兴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出品”“十里亭”等款识。随着这种商标款识一同出现的还有监制者的姓名，如“邓奎符生监造”“顾景舟监制”“十里山人监制”等字样。

定制款

定制款在古时一般都为斋堂室名，定制者通常都是当时的文人雅士，或是财力雄厚的富商大贾。比如陈曼生的定制款“阿曼陀室”“桑连理馆”。吴大澄的定制款“愙斋”。为其制作的艺人也多为名家或高手，如“杨彭年为陈曼生作壶”“黄玉麟为吴大激作壶”等。

而现在的定制款种类相对更加多样，如某某珍藏、Logo、图案，等等。

铭文款

铭文款是“铭”和“款”的结合。其种类有：题名款、诗词款、叙事款、纪念款等。如清代初期的惠孟臣有“清风拂面来孟臣”“叶硬经霜绿孟臣”“水浸一天星孟臣”等壶底刻款。惠逸公有“烟水云山逸公”六字戳印款。近有程寿珍的“八十二老人作此茗壶巴拿马和国货物品展览会曾得优奖”叙事印章一枚。

帝王纪年款

瓷都景德镇自明代起就有专门为皇家烧造瓷器的官窑，但史籍记载和考古发掘却没有关于宜兴官窑紫砂的文字记载和实物，这很奇怪。因为事实上紫砂有标准官窑瓷器特点的款，但是说它是官窑，又从没有出现过像景德镇那样设有督造官。

据考证，明人林古度曾在《陶宝肖像歌为冯本卿金吾作》中说：“荆溪陶正司陶复，泥砂贵重如珩璜。”而“陶正”正是掌管制陶之事的官员，这证明宜兴在明代就有为皇家选用贡品的官员，只不过是未设官窑罢了。这些专供皇家使用的紫砂器，有的有帝王纪年款，如康熙年间的“康熙御制”，还有乾隆年间的“大清乾隆年制”六字印款和“乾隆年制”四字印款。有的有“贡局”款，还有的却完全无款。帝王纪年款和贡局款的特征不一样，有行书款、楷书款和印章款，等等。

不同年代款识特点

明代刀刻

明代周高起在《阳羡茗壶系》中说：“镌壶款识，即时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，用竹刀画之，或以印记，后竟运刀成字，书法闲雅，在黄庭乐毅帖间，人不能仿，鉴赏家用以为别。”意思是说，时大彬请人先用毛笔在紫砂坯体上预先题写，然后趁坯体将干未干时，自己用竹刀在坯体上依毛笔的提顿转折逐笔刻画。时大彬熟练之后，竟然自行以刀代笔，不再请人落墨，赋予款识以个人风格，以致别人无法仿效，并因而成为历代鉴赏家鉴定“大彬壶”的重要依据。从流传下来的紫砂壶上观察，除时大彬外，明代紫砂艺人中尚有李仲芳、徐友泉、沈子澈、项圣思等一批壶艺名家刻款。需要一提的是，以刀刻署款必须有一定的书法基础和较高的悟性，而一般工匠很难达到，所以当时宜兴紫砂艺人中有一部分人自己写不了字，只得请人落墨镌款。于是就有“工镌壶款”的专门人才，例如明代的陈辰，请他镌壶款的人很多。因此会出现许多作品虽出自不同艺人之手，但所镌壶款均为同一艺人的现象出现，这给鉴赏家们带来了极大困扰。另外，由于明代紫砂壶刻款字体流行楷书，多为竹刀所刻。而用竹刀和金属刀刻款不同，是比较容易鉴别的。如竹刀刻款泥会溢向两边，高出平面，留有痕迹。金属刀刻款则是在泥平面以下。

清代多样

自从明末清初开始，款识逐渐流行起印章款。据考，许晋侯的《六角水仙花壶》壶底就有“许晋侯制”篆文圆印，属于由刻款改用印章的较早实物了。不过这个时期的大多数紫砂艺人是刻款和印章并用的，像陈鸣远的壶一般就是刻款与钤印并用，且大多是放在一起的，印款浑朴苍劲，行书款识“鸣远”二字，颇具晋唐风格。其可能就是最早把书法篆刻艺术施展于壶上的第一人了。他的这一特征充分反映出了由刻款向钤印过渡的时期特点。而陈曼生承袭了陈鸣远的路子，在紫砂壶发展史上他首次将篆刻作为一种装饰手段施于壶上，使“曼生壶”因壶铭和篆刻而名扬四海。“曼生壶”的底印最常见的是“阿曼陀室”方形印，仅少数作品用“桑连理馆”印。所以，“阿曼陀室”印已成为曼生壶的专用印号。

民国流行商号

在这一时期，紫砂壶用印主要有两种。一是用于盖在壶底的底印，多为四方形姓名章。一是用于盖内的盖印，多为体形小的名号章。还有些紫砂壶，是在壶的把脚下用印，称为“脚印”。另外，类似于清代的“吉德昌制”“陈鼎和”等印鉴，民国时期也颇多，其款识大多集中于盖上、盖内、壶底，用于壶盖上的印章款大多是这种商号款。

当代多阴刻

当代，紫砂壶的印章主要以阴刻为主，盖于壶上后变成阳文款识。但是由于印章需要在半干的坯体上敲印，即使是同一印章敲打的力气大小不同，都会完全影响印章刀痕的显露。力大则可以将印章的全部刀痕打印出来，力小则印字的顶端刀痕往往难以显露。因此常给紫砂壶鉴定工作带来不便和困惑。

目前，紫砂壶的印章款识作伪主要有两种方法：一种是假壶假款。这一类的作伪手法颇多，主要是仿制假印章、镌刻假款识，如采用照相制版技术，用铜锌版制出印章等，也有一些是仿制者完全任意凭空臆造的。另一种是真款假壶，相对比较难辨别。大多是名家应酬或市场供不应求时，由徒弟或他人代制、盖上自己印章的壶。以及也可能是前代名家印章流传下来，后人仿制以冒充真品的。

款识只能作为鉴定依据之一

另外，印章作为千百年来的征信工具，在紫砂壶上虽然不能全凭印章来断定真伪，但依然是最重要的鉴别依据之一。在鉴别工作中，可以通过一些可信的章款资料先从比对着手。若是查无此款，那么虽有可能是遗珠之憾的真品，但更多的可能性反而是仿制者不愿意费力仿制原章的臆造印款。除此之外，很少有制壶人会使用两枚非常相似的印章，如果发现有印章的篆字线条有别、印面布局有异等细微区别的，或一把壶上大小章都似是而非时，几乎都是仿制款居多。当然，还有一些仿制者会采用翻制手法，使得印文和真品完全一样，但是由于在紫砂壶上钤章时，需要保持坯体具有一定的湿度，因此在壶烧制后坯体就会出现一定比例的收缩。若放大了印面又极难形似，以致顾此失彼。对此，如果有真品对照，可以通过测量尺寸的方式来进行对比鉴别。

至于紫砂壶上的书法题刻，很多史书上均有记载，并且这些题刻的内容和字样都可以被用来反复拓刻，不但鉴定者知道其内容风格，仿制者也同样知道。昔日上海紫砂仿古潮时，就有老板请专人仿刻过时大彬、陈鸣远等人的图章，在生坯制好后，又落上具有对应风格的款识。所以说，“明代书体都为楷书，清代早期楷书、篆书并用，清后期以篆书为主”等有记载的署款特征仅能用于参考，对于鉴别低仿品或有些许帮助，而高仿制品则参考意义并不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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