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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起货币，不能不提美元。美元流通全球，是最为强势的国际货币之一。依托美元，金融大鳄在资本市场里呼风唤雨，似乎西方人天生就是搞货币金融的料。
当然，如果我们回溯历史，也不能不提我国北宋时期出现的“交子”。普遍认为，交子是我国最早的纸币，甚至有人说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。交子是宋朝商品经济繁荣的产物，可以说是宋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符号。
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，一件事物你从不同角度去看，方寸之间就会给你完全不同的呈现。我们透过“交子”，触及深处，总能发现背后隐藏的危机。
交子诞生于商品经济繁荣之时
宋朝经济普遍繁荣，交子却诞生于商品经济发达的益州。在古代，益州自带繁荣基因，广袤的盆地地形，温暖湿润的气候，少受中原战乱的侵扰，这些都注定了它是不折不扣的“天府之国”。早在隋唐时期，益州就是全国四大名城之一，所谓“扬一益二”，足见益州的繁荣；在前后蜀，益州延续了以往的繁荣。
从繁荣中走来的益州，逐步形成了三个特色：
一是商品经济发达，集市贸易遍布各州县，周边与少数民族的贸易频繁，货币流通速度加快；二是成都成为雕板印刷术的发源地之一。唐代后期，大部分印刷品出自成都，到了宋代，雕版印刷依旧很有市场，史书上有“宋时蜀刻甲天下”的美誉。三是造纸业发达，尤其是生产的楮纸成为市场新宠，用途广泛。元时四川广都(今双流) 人费著撰《笺纸谱》说：“凡公私簿书、契劵、图籍、文牒”，皆用楮纸书写。以上三点对交子的产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
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催生各种需求，当然也包括货币本身。二十吨燃煤锅炉铁有多重当时，人们买卖物品，进行商品贸易，总感觉钱不够用，或用起来很不方便。北宋时期，通行市场的法定货币主要是铜钱，而四川地区流通的只有铁钱。就开采难度和稀有程度来看，铜比铁更珍贵，货币价值也就更高。
《宋史·食货志》载“铁钱十纳铜钱一”。
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测算，铜钱和铁钱的比率是十比一，也就是说一贯铜钱能买到的东西，需要十贯铁钱才能搞定。可见，当时铁钱的购买力还是比较弱的。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，每次交易用大量的铁钱，不仅不方便，而且还很笨重。
《宋朝事实》载：“川界用铁钱，小钱每十贯，重六十五斤，折大钱一贯。大钱一贯重十二斤，街市买卖至三、五贯文，即难以携持。”
按照宗政少卿赵安易的说法，在四川地区买一批罗就要花费重达130斤的小钱。这还是小物件，大的更不要说了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一种新的交易形式便出现了。携带巨量铁钱的商人将钱交给铺户保管，铺户将与铁钱对应的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，然后交给商人，并收取一定保管费。商人拿着楮纸卷进行商品贸易，并根据需求随时兑换成铁钱，如此便可减少使用铁钱交易带来的种种不便。
这个楮纸卷就是后来的交子，铺户也就是交子铺户，类似现在的银行。交子初期只是一种信用票据，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买卖商品的交换媒介。当然，再加上蜀地高超的雕版印刷防伪工艺，以及政府认定的16户富商大户连保发行，交子一时间很有市场。起初，交子与铁钱挂钩，每发行一定量的交子，便用等量的铁钱作为准备金。随着交子流通逐步成熟，全部准备金逐步过渡到部分准备金。至此，交子变成了官方认定的法定货币。
交子背后的“钱荒”
历史教科书往往这样告诉我们，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交子。其实，商品经济只是产生交子的一个条件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朝廷禁止蜀地流通铜钱。
《宋史·食货志》载：“蜀平，听仍用铁钱。开宝中，诏雅州百丈县置监冶铸，禁铜钱入两川。”
朝廷禁止铜钱流入蜀地，并不完全是地域上的歧视，还和北宋的“钱荒”有关。
北宋主要用铜钱，制作铜钱的铜资源却很紧张。
《宋史》载：“大中祥符后，铜坑多不发”。
宋真宗时期，铜矿的开采是比较匮乏的。这和当时的开采技术有关。现在我们知道四川境内也有大量的铜矿资源，但在当时并不为人知，主要是当时缺乏先进的探测技术。事实上，不仅宋朝，几乎整个古代铜矿的发现和开采都较为有限。铜除了用于铸钱，还是一种生活和生产资料，这更加剧了铜钱的紧张。史书中常常出现“时铜钱已竭”“民乏铜钱”等描述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。
铜钱的供应有限，但需求却一直都很大。北宋社会经济发展迅速，商品交易异常活跃，尤其是海外贸易更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载，东京城“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”，反映的就是这种盛况。在海外贸易中，北宋出产的茶叶以及瓷器、丝绸等手工业品一直很受欢迎。这些产品经由广州、泉州、明州等主要港口，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、东南亚、印度、非洲东海岸等地。由于在国际贸易中的强势地位，北宋的货币铜钱理所当然成为贸易结算的硬通货，受到了外国人的疯狂追捧。以日本为例，宋人包恢《敝帚稿略》载“倭所酷好者铜钱而止”，当时日本商人把货物运到宋朝来卖，返程时不按套路采购宋朝货物，而是拉了10万贯铜钱回国，一度使台州城陷入了“钱荒”。
北宋的对外贸易，不仅有海外市场，还包括周边少数民族地区。比较诡异的是，北宋、西夏、辽和金同处于一个货币体系。所谓“一朝所铸，四朝共用”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如北京文物研究所档案资料表明，辽代幽燕地区使用的铜钱，大部分是北宋的铜钱。曾经出使辽国的苏辙也说过：
北界别无钱币，公使交易并使本朝铜钱，沿边禁钱条法虽极重，而利之所在，势无由止。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，而所在常患钱少，盖散入四夷，势当尔也。
此外，漆侠、乔幼梅在《辽夏金经济史》就提到“宋钱则滚滚北流，成为辽代使用的通货。”可见，当时北宋出现“钱荒”是不争的事实。
比“钱荒”更严重的恶性通胀
北宋后期发生了一种颇为有趣的现象，即“钱荒”与通货膨胀同时存在。一方面，铜钱大量外流，市场流通的铜钱吃紧；另一方面，商品物价飞涨，尤其是徽宗时期爆发了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。以粮价为例，宋神宗熙宁年间米价平均每斗七八十钱，到靖康年间已经达到“斗米二千”，甚至出现“米斗至数十千”的现象。
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在交子的人为作用下却也变得合理起来。宋仁宗时期，交子作为货币只在四川地区流通，并且实现了由民间到官办的转变。当时，官办交子每2-3年为一届，每届核算发行量和准备金，向市场投放新的交子，旧交子到期后自动兑换成新交子方可流通。这样官府就掌握了市场流通的交子的真实数量，基本能够保证物价的稳定。由于流通属性较好，官交子受到了市场的追捧，不断扩大流通区域，后来除了京城及京畿外，北宋的诸路都在使用交子。
如果按照这种模式发展下去，交子科学流通，有可能助推宋朝经济走向另一个繁荣，但是后来却发生了改变。
随着北宋边患的严重，军事费用开支有增无减，加之后期宫廷奢侈浪费，吏治腐败，冗官俸禄赏赐增多，终于使国家财政出现了危机。国家没钱了，就打起了交子的主意。当时朝廷推行无本印发交子，也就是在没有准备金或者极少准备金的情况下发行交子，或者将交子的小面额改为大面额，这样就能很轻松地将民间财富转移到朝廷手里。如徽宗崇宁元年至大观元年(1102—1107)，国家要对陕西用兵，却拿不出钱来，于是朝廷在不备本钱的情况下，直接增印了2467多万贯交子。要知道仁宗年间交子发行之初总量也只有125万多贯，这对市场造成的冲击可想而知。这就为纸币的泛滥和引发通货膨胀准备了条件。
由于发行量太多，交子大幅度贬值，加之朝廷又大规模地铸行虚值大钱、贱金属劣币，整个社会形成了严重的纸币膨胀，交子没了信用，也就丧失了流通的功能。但是朝廷的财政危机一直存在，怎么办呢？不如给交子换个名字吧。这个时候钱引出现了。钱引和交子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，但是钱引的纸张、印刷、图画和印鉴更为精美。钱引投放市场更为任性：不置钞本，不许兑换，随意增发。这就注定了他在北宋的货币体系中昙花一现。除滥发交子、钱引之外，政和年间蔡京还大量发行另一种钱券。
宋人王称《东都事略》载，“（蔡京）拔故吏魏伯刍提举榷货务，令作泛料关子百万缗进”。
这里的“泛料关子”，其实钱券。钱券属于钱引的变种，类似空头支票，更不靠谱。比较遗憾的是，徽宗不以为忧，反而无比高兴地把它视作额外收入（“俸料”）。
北宋后期，财政危机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，朝廷为了解决危机，滥发货币，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，使百姓的生活日益艰难，北宋离灭亡只有一步之遥。
作为货币金融的创新，交子诞生于商品经济繁荣之时，出现后本应长期促进经济的发展。但是在北宋财政危机的背景下，难免会沦为朝廷敛财的工具，这似乎是无可避免的。交子退出历史舞台后，朝廷又进行一系列的货币探索，但都无法遏制恶性通货膨胀的态势，北宋王朝在通货膨胀的阴影下瑟瑟发抖，及至金朝的铁骑兵临城下，北宋终于无可避免地灭亡了。
交子虽小，但以小见大，交子背后是北宋的金融史，也是王朝的兴衰史。伴随着王朝的衰落，交子完成了它的使命，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交子之后，南宋的会子、元朝的钞币以及明朝的宝钞等纸币轮番登场，但由于监管体系的缺失，它们最终也都沦为政府敛取民间财富的工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