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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创老炊
与人调侃，我常说我是十二岁参加革命的。这并不是忽悠，还真有此事。故事还得从我小学毕业说起。
我的小学是五年制，快毕业的时候，大队革委会的主任通知我家，秋下升学，我没被推荐。那时候升学不是凭考试，而是有大队革委会的主要干部全权确定。
我们班20名学生，按照上级要求，推荐率是80%，地富反坏右家的子女不推荐。我们班有四名不被推荐的，其中三名是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，我不属于此列。按照大队革委会的解释，我居住的小队有两名升学者，只能推荐一名，因为我的父亲是教师，有文化，所以不被推荐，另一名学生是人老三代的文盲，自然要推荐他。
这似乎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。我们心里也很明白，被推荐的是大队革委会治安主任的外甥。
那时，我离满十二岁还差两个月。强烈地希望我能上学是当时父母最大的愿望。他们多次找过大队革委会，均无结果。父母为我的升学问题，几乎到了“茶不思，饭不饮”的地步。
在一个晚上，母亲把家里没有舍得吃的一瓶香油，一只母鸡，还有一些鸡蛋送到了分管教育的大队革委会主任家。过了几天，主任回音了，继续上学已经不可能了，并特别为我找了两个光荣的革命岗位：一个是在小队里学习开机器，那时，小队刚买了一台十二匹马力的小型柴油机；另一个岗位是去大队林场食堂当学徒。那时大队林场就一个炊事员负责为大队干部做饭，还要种一些菜园，正需要一个帮手。
在上学的希望彻底破灭后，父母为我选择了去大队林场当了学徒。
去大队林场的前夕，母亲特别为我做了一件洋布衬衫。母亲说，毕竟也算是上班了，在大队干部们的身边，也不能穿得太寒酸。
大队林场就在大队部边一百米处，中间隔着一个大池塘。林场是一个单门独院的三间土坯房，两间敞开的是灶台和饭厅，其中一间是炊事员的住宿。
大队林场的炊事员，人们都叫他老师傅，五十开外，在林场干了二十多年。老师傅提前就知道了我要来，就在他的床的下方用竹排安置了我的铺位。老师傅告诉我，林场的活不重，就是一块菜园和大队六位干部的午饭和晚饭，早饭他们一般都在家里吃。他还说，山这边和山那边的地，还有那片林园都属于大队林场，不过，这些地的活都派到各小队的义务工了。我们平时负责看守就行 了。
在林场，我干的都是一些力所能及的活，砍柴，打水，拔草，烧火，洗碗，喂猪等。三天过去，心里对这些还是不踏实，因为真的不喜欢干这些。但也有让我比较满意的地方，那就是能吃饱饭，饭菜比在家里好多了，顿顿有豆腐，隔天就有鱼肉。我和老师傅多是等干部们吃完后再吃，那些剩下的，老师傅总是叫我都吃完。
大概是老师傅看出了我不安心的样子，便常常开导我。他说，虽然你是学徒，没有工分，但能吃饱饭也不错啊，再说这里的伙食比你家强多了吧？回来我给大队里说说，年关的物品也要给点你。
老师傅是个婆婆妈妈的人，嘴总是在喋喋不休，有时是对我，有时又像是自言自语。
小型烧纸打捆机他说，林场里大片的地，春上有油菜，秋下有芝麻，鱼塘和喂的几头猪，都归大队，逢年过节的福利我们都有份。在林场里搞这个差事也不差，就算是中学毕业了，也不见得能来大队林场……
一个星期过去，也渐渐适应了，干活积极，动作灵利，老师傅也常当作大队干部们的面表扬我。
一个中午，烈日炎炎，是这个夏天最热的一天，由于太热，老师傅决定今天不下地干活。
十点，大队红绿员（就是通讯员兼文书）来了，说是公社来人，让我去瓜地抱两个西瓜，要最大最甜的。
瓜地离这不到一公里，是一个北方侉子和大队合伙种的，大队提供地、化肥，侉子提供种子，种植过程由侉子负责，卖西瓜的收入大队得70%，侉子30%。大队招待用瓜都有侉子记个账，所以不用付现金。
两个西瓜抱回来后，我又从水井里打来了两桶凉水，把西瓜浸在凉水里。
不一会儿，两个公社干部在全体大队干部的陪同下来到了林场。个个神情严肃，仿佛发生了大事？
我已经把两个洗脸盆的水打好了，又递上毛巾让他们洗脸，然后开始切西瓜了。其中一个公社干部说，让他来切。随后，便问起了我。在场的大队主要干部便主动详细地介绍了我的情况。
切完西瓜，那个干部对我说，马上让你去完成一项艰巨的革命任务，如果完成的好，表现好，我可以破格推荐你上初中。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大队干部们面面相觑，脸上很是难看。可我的心里充满着意想不到的新喜。
然后，安排我去叶塆把我的班主任叶老师找来。叶塆离大队部不到两公里，我一路小跑，一口气跑到了，正碰到叶老师在塘边洗澡。
我和叶老师来到大队部，再次安排我们的任务：一是通知五年级所有学生在12点半前来大队部集合，执行一项重要的革命任务，不得缺席，一旦缺席，取消秋下升学资格。二是通知各个小队队长下午三点半来大队部召开现场会。
全大队共计22个小队，我和叶老师分成两组，他通知北片，我通知南片。我们通知完返回大队部的时候，已经十二点半了，有的同学已经提前到达大队部了。
厨房里留的饭我让给了叶老师，我快速的吃了两条生茄子。
大队办公室的哨子响了，开始集合了。
第一次去执行这样大的革命任务，我也得体面点。于是便穿上了一直没舍得穿的那件珍藏在床头的洋布衬衫。
大队办公室异常严肃。同学们站成两排，叶老师站在第一排的第一位，大队治安主任站在右边的一张方桌上，腰间扎着武装带，肩上挂着一支步枪，两名公社干部在主席台上，两边分别是大队革委会主任和红绿员。
公社干部首先介绍了这次任务的情况：叶塆小队在该队东边的团山洼里，偷种了两块大约四亩地的小籽棉，这是资本主义的苗，我们要坚决彻底地消灭光，这是一场战斗，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你死我活的战斗！我们一定要打赢这场战斗！今秋的升学虽然已经确定，但主要还是看你们今天下午的战斗表现，以今天的战斗表现来确定你们今秋的升学……
小籽棉是当时上级禁止种植的棉花，原因是因为小籽棉的产量比大籽棉低。棉花的播种面积和种类都有上级作具体的安排，小队是没有决定权的。种植的大籽棉全部要作为爱国棉缴给国家。人们之所以要种点小籽棉，是想作为自己留用的，因为小籽棉质地好，纤维细而长，保暖性强，适合农民的手工纺织。
随后，大队革委会作了具体安排，命令红绿员为这场战斗的指挥长，命令叶老师为这场战斗的政委。
红绿员举起了右手拳头，振臂高呼：一不肯苦，二不怕死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！
随后，红绿员和叶老师领着我们便向叶塆进发。
天正午时，太阳当顶，烈日似火。
我们其中有位叶塆的同学，边走向我们讲述着团山洼的故事。他说，那个地方很野，经常闹鬼，从前打过仗，死了几百人。一到夜晚，在远处就能听到鬼打架的声音，能看见许多的鬼火在摇摇晃晃……白天干活，人们都不敢单去，必须三五成群……同学的话让我们浑身发麻。
不知不觉中，来到了团山洼。这里四面是山岭，中间是个小塘，两块棉花地围绕着塘边。
正是棉花开花结桃的时候，满地的棉花开的花白里透红，枝头上还结了许许多多的小果子。
红绿员站在地埂上，指着这两块棉花地说：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苗！同志们，上！”同学们像离了弦的箭，一齐冲进地里，一手一棵，快速拔起……
我脱下了心爱的洋布衬衫，放在地边。然后利索地拨着，决不落后……
拔起的棉花躺在地里横七竖八，在炎炎的烈日下，两分钟就打着卷奄奄一息了。
不到半个小时，两块地的棉花一棵不留地全部拔光。
开始撤退了，红绿员让我带一捆拔起的棉花到大队部，为下午的现场会使用。
来时没有带绳索，红绿员命令我用我的那件洋布衬衫当绳索。我犹豫着，但最终还是不情愿地用这件我心爱的衬衫捆起了一捆棉花。当我捆好这捆棉花的时候，才发现同学们和红绿员都已离开了山岗。
西边的天空，生起一块低低的乌云，迅速遮住了太阳。团山洼阴暗了起来，我迅速背起这捆棉花，刚走两步，西边的山岗上突然传来嘶哑的骂声：你们这些砍头的——害青苗啊——要遭天打雷劈呀——
我抬头看去，是一个老年妇女，在捶胸顿足，然后瘫坐在地上，拉着长长的哭声：老天睁眼啊——天打雷劈啊——那哭声扯天扯地、痛不欲生……
“啪啦——”一声巨响，就在我的头顶。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和炸雷声，吓得两腿发软。天空一派漆黑，又是一声霹雷……我本能地把这捆棉花顶在头上。当第三声雷响时，豆大的雨点和雷声同时砸了下来，紧接着，狂风肆起，雷电交加……我紧紧地抱着这捆棉花瘫坐在地上足足半小时，任凭风雨雷电的袭击……
风小了，雷还在轰鸣，雨继续下着，我再次顶起这捆棉花，向大队部的方向蹒跚走去。
到达大队部的时候，雨停了，阳光从云中斜射着，被雨洗过的树叶格外清秀，空气也清爽了许多。
大队部塘边的大槐树下，红绿员面向大队公社两级干部们侃侃而谈，像是一个凯旋归来的战斗将军，汇报着这场战斗的作战部署和胜利成果……
我把这捆棉花放到办公室的桌子上，办公室里已经坐有部分的生产队长，此时，他们同时向我投射出异样的仇视的目光。这目光不亚于那位妇女嘶哑尖叫的诅咒声，直刺着我的胸膛。
回到林场，我感觉有些麻冷，便躺下了……
深夜，浑身发烫，不停地说着胡话。老师傅感觉我的病情严重，连夜用架子车把我送回了家里。
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三天了。母亲说我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尝一口米水了，一直昏迷不醒。床边的掉水瓶一直在输着液。
随后的几天，我一直在家治疗，每天，大队卫生室的王医生都要来两次为我注射。
父母为我的病情感到莫名其妙，我也一直瞒着拔棉花的事。
病情渐渐好转，只是身体很是虚弱，精神不佳。
这天上午，红绿员来我家了。喜出望外地告诉我，他已经把我的情况写成了材料，准备报送到公社广播站，有些基本情况来核实一下。随后从黄包里掏出了稿子念到：XXX，男，现年12岁，家住XXXX，该同志12岁参加革命，战斗在我大队林场第一线……随后的内容，便是报纸上常见的大话套话等。
当天夜晚，广播里果然传来了xxx大队红色通讯员xxx的文章。文章里不仅有我的革命事迹，更多的是红绿员的正确指导。
文章连续在广播里播了三天。第四天的上午，红绿员和公社的一名宣传干事再次来到我家，说是要我参加县里的讲用，稿子已经写好了。随后，他们把文稿递给我，要求我能把稿子全部背下来，做到脱稿讲用，给我三天的准备时间。公社干事说：“这是特别照顾你的，公社里还有另外两名候选人，但去县只有一个名额，我们倾向你。”
母亲问道：“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秋下上学有希望吗”？
回答说：你的孩子已经是革命同志了，不要总想着让他上学，知识越多越反动嘛！
次日，我没有忙着背讲用稿，而是想去姥姥家，母亲问我是不是把讲用稿带着？我说，既然不能被推荐上学，那讲用的事我也不用参加了。
我之所以要去姥姥家，试想在姥姥面前祈求上天恕罪。因为姥姥曾经给我讲述过害青苗的童话故事，后来那个害青苗的人受到了上天的惩罚。这些天，那个妇女的嘶声诅咒，还有姥姥讲的那个故事，一直缠绕在我心头，我像是一个罪人闷闷不乐，躲避着塆里的所有人。
在姥姥家，我一直没有勇气提起拔棉花的事，几次欲口又止。第三天，三舅回来了。姥姥说三舅这阵子正在忙着建学校的事，几天没回家了。
三舅是大队里的主职干部，这段主要负责本队的建校工作。三舅告诉我，他们大队，秋下要建两个初中班，可接纳邻边四个大队的小学毕业生。三舅的这一消息，让我喜出望外，我问三舅我可否来入学？三舅说可以的。
于是，我终于把拔棉花的事，详细地告诉了姥姥和三舅，他们面面相觑，没有说什么。也许姥姥看出了我的思想压力，便安慰地说，那是上面政策，不能违反的，你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，会得到原谅的。
午饭后，姥姥拿了一叠烧纸，领着我来到了村头的小庙里，一边烧纸，一边祈祷，然后让我磕头……
当天下午，我回家了，迫不及待的把姥姥大队招生的事告诉了父母。第二天，父亲又来到了姥姥家证实并了解详细的情况。
上学，终于有希望了。
从那次大病后，我再没有去林场了，也没有去讲用，因为心里一直不踏实。老师傅带来口信，菜园里的草长得老高了，等着我拔草呢。
我也跟老师傅带了信：我还是想上学……
临近开学了，初中入学的通知书下了。我被录取在公社北头中学。看了通知书，我有些莫名其妙了。北头中学是公社唯一的正牌中学，我怎么会录取在这个学校而不是三舅大队的那个学校呢？
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推荐的决定重新打散了，要求全部推荐（重大“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”子女除外），并根据学生居住所在小队的位置，分片入校，我的小队被划分到北头中学。
报名那天，我们在学校教导处排队登记，旁边站着一个高个子、看上去很威严的人，满头花白的头发、花白的胡茬。有人说他是校长。
临到我了，我报了我的名字、住址、还有家长的姓名。
小型烧纸打捆机站在旁边的校长，看了看我说：“你就是xxx的孩子呀？你父亲暑假里找了我三次，我当时就告诉了他，教师家的孩子原则上都要有学上。怎么样，你这不就来上学了吗”！一串爽朗的声音。
晚上回家，我把校长的话告诉了父亲。父亲说，校长姓向，他还是公社革委会的常委，所以在公社里说话还是很算数的。
后来得知，这个学期，全公社有四个大队成立了“戴帽初中”，缓解了初中生入学的难题。“戴帽初中”当时在农村的兴起，大概也是全国的普遍现象。
随后，在北头中学就学的日子，迎来的是一场又一场伟大的、波澜壮阔的运动：黄帅、张铁生、张玉勤，批林批孔、学大寨、学小靳庄、反击右倾翻案风……每场运动都是一场战争，每场战争，我们都以胜利而告终。